能源局：将在各地培育一批100MW以上光伏产业园区

后来，沙利文标准更加泛化，从政府官员扩展到公众人物，包括体育明星和影视明星以及主动卷入公共事务讨论的人，可称之为公众人物原则。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法》才在《宪法》第116条的基础上增加第二款，明确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在此基础上，有两个难点需要进一步抽丝剥茧。

从中可总结两条初步规律：其一，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的主体以立法机关为主，只有个别法律通过自治机关的提法授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变通和补充规定的制定权。摘要:  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权涉及《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含有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授权条款的单行法，学界对该规范体系的逻辑解读颇显混乱。其三，在规范上，现行《宪法》在第85条和第105条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执行机关身份的基础上，又于《宪法》第89条（一）和《立法法》第82条又赋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省级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的权力，其执行亦显采广义立场。鉴于前文对第19条已有相对充分的论述，故此处主要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剖析。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6页。

详见冉依依、李广德：《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限——以刑法第90条为中心的法解释学展开》，《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4-15页。二是自治机关享有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享有自治权——典型体现为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政策。另外，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被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所固定与吸纳，如瑞典《环境法典》第1章第1条开宗明义地宣告：法典的目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当代人和后代人有一个健康和健全的环境。

[41]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22] 胡静：《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6] 笔者认为，将宪法第9条置于宪法中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规定的模块中进行体系性考察是非常必要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自然资源所具有的多元价值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财产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资源多元价值实现的法律机制等问题需要做出相应解答。长期以来，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的矿业经济、能源经济、资源经济是我国经济形态的重要组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了强大动力。

承上文所述，在生态文明时代，自然资源（土地、森林、草原、滩涂等）除具有生产相关物质的功能之外，尚还具有产出供人类与动物栖息所需的生态环境的功能，并成为人类进行社会活动与公共活动的空间载体。行政法机制则主要通过具有正当性的行政权力的规范行使，促进行政法目的的实现。国家权力服务于国家义务并进一步服务于公民的权利。徐祥民：《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之所有制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35-47页。

从宪法上形式意义的国家所有到实质意义上的全民所有的实现需要国家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宪法第9条第2款既是国家在自然资源领域承担相应义务的宪法依据，也是我国自然资源领域相关法律为政府在自然资源领域配置具体义务的法源。[29] Article 15 of General Law of Ecological Bal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1988.转引自李挚萍：《环境基本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从形态上来说表现为一种整体价值，即这种价值并非如财产价值一样具有可分性，而是表现为一种整体价值，如2005年制定的《阿富汗宪法》第5条规定：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其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 进入专题： 自然资源 多元价值 国家所有 国家义务 法律义务 。

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力说再论》，《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5-136页。[3]按照体系化解释的一般思路，解释规范时亦须考虑该规范之意义脉络、上下关系体系地位及其对该当规整的整个脉络之功能为何…并因此避免其彼此间的矛盾。

民法机制对自然资源财产价值的实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约束下，确立自然资源产品的物权，保障自然资源财产价值的安定性。该类法律主要通过设置禁止性规范、划定保护区、确定政府在该领域的规划与计划、投资与补偿等方式设置相应的法律机制，比较典型的有《森林法》、《草原法》等。

[34] 柯坚：《环境法的生态实践理性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但也有学者认为应严格区分生态系统服务与环境服务，参见高敏：《生态系统服务与环境服务概念辨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28-132页。详见刘文华、张雪楳：《论产业法的地位》，《法学论坛》2001年第6期，第10-17页。从建国以来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管窥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国家公平保障义务的重要性。[6]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2]比如程雪阳以土地为切入，对宪法上国家所有的来源进行了系统考证与分析。

1.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业类法律 该类法律是指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中心而形成的对相关产业进行管理与规制的法律，属于产业法[24]的范畴。如果采取解释论，就必须受现行法的拘束。

当然，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的国家保护义务在具体实现方式上是多元的，既包括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与生态补偿、产业经济发展中的审查等政府行为，又包括自然资源利用规划制度、计划制度、用途管制制度、负债制度等法律制度，也包括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生态服务采购与交易制度等的设计等。（一）宪法第9条与宪法文本的关系 关于宪法第9条在宪法总纲中的地位及其与其它条文的关系，一些学者进行初步研究后认为，根据82宪法制定者的原意，第9条的规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5]并认为确立国家和集体所有自然资源是保证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保证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决定性条件。

[42]还有学者在分析了权力、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后认为，国家有权力必有义务，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简化为权利—权力关系是不正确的， ‘国家在法律上的代表就是权力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比如民法机制主要在于确定权利与义务，实现民事主体的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

[50] 崔建远：《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定位及完善》，《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66页。这表明，作为生产资料重要来源的自然资源构成经济制度中所有制的重要标的。自然资源生态利益的保护机制主要依靠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环境法等公法机制，如通过具有浓厚行政法特征的自然资源管理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活动设置各种管理职责，通过经济法机制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保护进行激励或刺激，促进物质循环与能耗降低，通过刑法手段对违反行政法禁止义务的行为进行犯罪化评价等。自然资源既具有生态价值又具有传统的生产力价值，人类要在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生存，更要在生产力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寻求发展。

在建设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新格局下，承认自然资源具有财产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多元价值，并对其法治保障模式进行构建是法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业类法律主要有《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渔业法》等，这些法律在立法目的上往往具有多重价值，既包括开发利用相关资源、发展产业经济，又包括对相关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其基本立法逻辑为确立开发与利用主体、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相关制度与机制保障产业的发展等。

[43] 陈醇：《论国家的义务》，《法学》2002年第8期，第15页。[16] 张彦英：《生态文明时代的资源环境价值理论》，《中国国土资源报》2012年3月15日。

[3]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6页。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

（一）自然资源不同性质价值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 由于自然资源具有财产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多元价值，而上述价值之间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冲突，[25]如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可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林产品的需求，但对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则会形成负面影响。（四）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在我国立法中得到了逐步体现 在部门法立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进行类型化既是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具有不同的属性的客观承认，也是法律明确性的需要。[7] 同注[1]，税兵文，第7页。[24] 产业法是调整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3] 二、自然资源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法律转化 经济属性是自然资源的本质属性，也是宪法将其规定为国家所有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重要考量。[18] 《渔业权论争背后的法理冲突》，《法制日报》2006年12月31日。

3.自然资源社会功能的政府供给义务 由于土地、森林、草原、海域等自然资源具有显著的公共属性，部分群体对其的垄断将构成对其它社会成员合理使用的排除，因此国家在宪法上拥有自然资源的同时，需向公众提供基于自然资源社会功能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从政治哲学、宪法哲学的角度而言，国家对国民具有道义上的义务，这种义务通过法律系统转化为具有文本依托的法律义务，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有学者提出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的命题。

《物权法》的上述立法方法，实际上缩小了宪法中所定义的自然资源的范围。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实现需要多种法律机制。